从去年开始房地产就一路下滑，房价一跌再跌，但是你看到内需扩大了吗？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房地产不景气的同时都伴随着消费下滑。
十九大曾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包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等。因此，二十大报告所讲的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应该成为下一步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议题。
这次二十大报告不但重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我个人理解，就是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要进一步打通，使得循环真正畅通起来。面对各种冲击和风险，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必将引起越来越多讨论，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韧性发展的一个方面。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一个重要事项。即使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目标这个实惠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不可或缺。
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对2035年的发展目标进行了展望，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量的目标。面对新冠疫情，中国采取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动态清零疫情防控总方针，要求及早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感染者和密接者、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扩散。
这方面城镇化推进的重点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链条等向乡村延伸。但中国的城镇化也由于其巨大的人口规模、社会结构特征和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了自身的一些鲜明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等在一份题为《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的研究报告中，把效率、包容性、可持续性列为中国城镇化的三大挑战，并从社会不平等、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住房供给等多个维度分析了包容性问题。在亚洲，日本的城市化也曾出现过跨越式发展时期，在1950—1980年的30年间，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5.7%提高到76.2%，年均提高1.35个百分点。
但对中国来说，今后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指标，可能还不是城镇化率，而是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特别是能否将大量农村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市民化，能否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两个指标并轨，能否大幅度缩小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平差距。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应该包括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好制度安排。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投资和出口扮演着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角色。另一个是城镇化集约、智能、绿色、低碳发展的新要求，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终结了粗放式扩张的发展阶段，从土地使用、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能源低碳、数字化治理到垃圾分类、厕所革命、背街小巷整治等，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都成为城镇化的硬约束。从1990年到2000年，城镇化率从26.4%提高到36.2%，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美国在1900—191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年均提高0.61个百分点。
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规定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特别是针对国际经济增长放缓态势形成的影响，中国在2020年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进入跨越式发展时期。这些先兆包括：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增势迅猛，近年来每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游客达数十亿人次，形成几千亿元的消费，当然目前受到新冠疫情的很大影响。
二、我国推进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5%，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为了解决特大城市交通拥挤的问题，实行了家庭购车限制和限行制度。
人口结构的这两个深刻变化，都对我国的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圳，芝加哥曾创造了工业大都市崛起的神话，而深圳更是创造了工业大都市的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只用了20多年。
（二）城乡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 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各种资源大量向城市集中，也造成了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特别是在数字技术的时代，数字赋能会促使服务业超常发展，从而成为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突出问题。跨越式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城市发展失衡问题和各种城市病，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国家大都市里让人心灵震撼的漫山遍野的贫民窟现象。三、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吸纳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城镇化的长期发展规划，并分阶段地推进。城市在发展中追求环境美丽、市容整洁、生活美好是必然的过程，但城市不应只成为富人的天堂，应当让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实现梦想的空间和机会，这是城市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社会结构基础。
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对增强城市社会活力、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和弱化社会不平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与其他国家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的落差较大，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
在中国的学术话语中，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区别，城市群通常是指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为依托，形成经济联系紧密、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与此同时，城市的地域空间也立体地扩张，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平均区域面积急剧扩大。
2014年和2021年，中国先后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我国人口普查数据，1982—202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从657万人增加到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增加到26.6%。
但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侧重、步骤和速度，学界仍然存在不同的见解。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收入差距过大对大众消费的抑制作用，呼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建设橄榄型社会。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流动有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导致巨大的城乡发展差距，而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软肋。与此同期，准确地说是从2014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总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出现双下降。
一个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新要求，即城镇化不仅是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全体人民走向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而在从乡村向城镇流动的人口中，又主要是劳动力的流动，即所谓的进城农民工。
一些拉美国家的城市化，也具有鲜明的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支撑了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制造业和一般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巨大城乡差距，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成为中国的消费中心。尽管学界对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研究和讨论已有较长历史，但直到2006年，中国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年）中才第一次正式引用城市群的概念，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希望通过城市群的发展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优化资源配置、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当然，流动人口并不能全部反映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因为流动人口包括了人口在调查时点的跨省流动、省内流动和辖区内的人户分离。我国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也随之迅速兴起，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这五大城市群，都在推进同城化发展。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黄金30年期间，到处是大规模建设的吊车和脚手架，无数的城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一）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 中国的城镇化也遵循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即主要依赖工业化的推动。也有的研究认为，不同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对人口迁入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城市户籍门槛存在随人口规模扩大而提高的层级现象，200万人口以下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人口的迁入效应远比200万人口以上城市显著，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落户条件的宽松化并未诱致过多人口涌向大城市，外来人口难以在规模较大的城市落户。
但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在2000年、2010年、2020年的人口流动总量中，从乡村向城镇的流动人口分别占到流动人口总量的52.2%、63.2%、66.3%。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成为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诱导因素和推动力量。
由于我国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特征，城镇化在区域之间的发展很不平衡，总体上会出现发展阶段叠加的现象，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从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势。该规划对中国未来城镇化总的要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化发展，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